责任的召唤 ｜ 我在联合国气候大会现场

「那就这样决定了。」（It is so decided.）2022 年 11 月 20 日，埃及当地时间凌晨约 4 时 20 分，听到这句话，已经离开埃及、身处另一个时区的我，合上手中的笔记本电脑，起身舒展略感麻木的双腿。

这句话出自第 27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主席、埃及外交部部长 Sameh Shoukry 之口。他语速飞快地朗读大会日程中的两条事项，原话听上去平平无奇，甚至冗长而重复：

「…… 现在我请各缔约方审议 COP 大会日程事项第 8 条第 f 款关于损失与损害供资安排的决议草案 …… 我没有看到有代表反对，那就这样决定了。」

「…… 下面请各缔约方审议 CMA 大会日程事项第 8 条第 f 款关于损失与损害供资安排的决议草案 …… 我没有看到有代表反对，那就这样决定了。」

艺术家李钢创作于 2020 年的作品《河流》。

他把生活中偶遇的干枯树枝收集起来，

打磨掉多余的叉枝，找出节点的原形，最终汇集成一条由

形态各异的群体生命节点构成的命运之河，

以此思考从「我」到「我们」共同命运的走向。

随着 Shoukry 手中的木槌落下，这两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议草案在一个可谓「毫不起眼」的时刻 ——「约 4 点 20 分」，我甚至没来得及仔细确认当时究竟是 4 点 19 分还是 4 点 21 分 —— 迅速获得通过。这意味着，各国终于就建立关于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资金安排的机制，达成了一致。发达国家将给较贫穷国家支付费用，补偿气候变化造成的经济损失。

然而这一刻的到来，距离小岛屿国家发出呼吁，要求国际社会为应对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损失与损害建立资金支持机制，已经过去了 31 年。离我第一次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注意到这个议题，也已经过去了 8 年。

「终于。」我心想。

2014 年 11 月 30 日，我搭乘南方航公司 CZ345 班机由北京飞往阿姆斯特丹；在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机场等待 7 个小时后，又转乘荷兰皇家航空 KL743 班机，抵达秘鲁首都利马。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也是我第一次出国。尽管出行前已经参加过若干场培训，自己也动手搜集了很多资料，但在首次踏入会场后我才意识到，一切比想象中复杂得多。

李钢作品《紫》（录像截屏，2018）。

李钢让鸽子在广场上啄食紫色的天然花青素鸟粮。

鸟粮包装上印着，「让世界紫起来」。

鸽子消化鸟粮后逃逸四散，

但所及之处留下的紫色鸟屎，暴露了他们的踪迹。

所谓联合国气候大会，即《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缔约方大会（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简称 COP），每年由不同国家轮流主办，围绕这份于 1994 年生效的国际多边气候协议的执行情况和当前气候行动的进展，进行评估、谈判与磋商，从而确保落实《公约》的目标 ——「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

气候变化议题之所以复杂，是因为它牵涉发展问题、能源转型、粮食安全等诸多其他领域。同时，《公约》有 197 个缔约国，它们有各自的立场、诉求以及优先事项。除了各国政府谈判代表团，会场内还有许多观察员，均为来自研究机构、高校、智库、环保组织、青年组织、原住民族和社区、企业等的代表 —— 我就是自费随青年组织「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China Youth Climate Action Network，以下简称 CYCAN）来参会的。这些观察员和他们代表的机构也会在会场内举办一系列活动。谈判、会议以及各种活动多达上千个，集中于短短一周内相继开展，令首次参会的我眼花缭乱。

中国青年代表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时间较晚，最早只追溯到 2005 年。北京奥运会那一年，还在美国富兰克林与马歇尔学院（Franklin And Marshall College）大学读一年级的赵翔宇注意到，连续 2 年，参与联合国气候峰会的 800 多名全球青年中，中国代表都只有一位。2009 年 11 月，他和几个临时招募的大学生在北京市朝阳区一栋 18 层写字楼里，成立了第一支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中国青年团队，38 人前往哥本哈根。此后，每年他们都会组队参加大会，逐渐发展为后来的 CYCAN。

我第一次听说「损失与损害」（Loss and Damage），就是在 CYCAN 青年代表团出行前的一次培训上。培训结束后，我被分配的工作是持续追踪这一议题，搜集更多资料了解「损失与损害」的由来以及目前相关谈判的进展。那时才 20 岁出头的我尚未意识到，这个词组会贯穿之后的人生。按照《公约》网站上的官方解释，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引起的损失与损害，既包括和极端天气事件有关的损失与损害，也包括缓慢发生的事件，例如海平面上升、气温升高、海洋酸化、冰川消融、土地盐碱化、土地和森林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荒漠化等。

但直到那次参会第一周的某一天，我对损失与损害才有了真正的直观认识。那是一个午间。寻找下一场计划旁听的会议所在的房间时，我注意到会场内的中央广场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鞋子，密密麻麻一片，有不少参会者驻足围观。

这是一场由几家环保组织发起的「快闪」行动。就在当届大会举办前一年，也就是 2013 年 11 月，超强台风「海燕」（Typhoon Haiyan）登陆菲律宾，导致菲律宾东部及中部一些城市被夷为平地，死亡人数逾 6000 人，另有近 2000 人失踪。这些生命曾经存在的痕迹，只剩散落在现场的随身物品。因此，广场的每一只鞋子，都代表着一位遇难者。

菲律宾平均每年会经历 20 次风暴和台风，但「海燕」是许多菲律宾人记忆中最为恐怖的一次。由于风力过强，它登陆路线附近的气象设备被尽数摧毁，甚至无法记录下中心风力和气压的实测值。事后统计，「海燕」是 2013 年度全球最强的热带气旋，也是 21 世纪西北太平洋有记录以来的最强风暴。当年，菲律宾首席谈判代表 Naderev Saño 成为历史上首位在大会上发起大规模请愿的官员。他在请愿书中连发三问，被全球媒体广泛引用：「如果不是我们，那应该是谁？如果不是现在，那应该是何时？如果不是这里，那应该是哪里？」

然而仅仅一年后 —— 就在我首次参加的这场大会进行的同时，菲律宾又经历了另一场超强台风「黑格比」（Typhoon Hagupit）。经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统计，「黑格比」给菲律宾造成的灾损高达 1.136 亿美元。发起这场「快闪」行动的环保组织希望用这些密密麻麻的鞋子，更具象地展现极端天气给菲律宾带来的冲击，呼吁更迅速、更强有力的实际行动。

「我们国家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你们不能一边说同情我们，一边拒绝减排，使我们遭受更多苦难，更多的『海燕』『黑格比』…… 我们不要再成为海报上那个哭泣的孩子。菲律宾在与灾难抗争，我们只是需要你们跟我们一起抗争！」现场一名来自菲律宾的观察员高声说道。

今年 COP27 闭幕会议（Closing Plenary）从原定的 11 月 19 日夜里 10 点一直推迟至 20 日凌晨 4 点。我对闭幕会议被推迟召开早已习以为常，但晚 6 个小时还是过于反常，只比 2019 年在马德里召开的 COP25 大会闭幕早。这意味着各国代表在部分事项上迟迟未能达成一致，需要额外时间来谈判。

「损失与损害供资安排」正是存在着巨大分歧的议题之一。早在 1991 年，小岛屿国家就提出要求建立一个针对气候变化的损失与损害的保险机制。他们认为，自己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到全球总排放量的百分之一，但在面临如海平面上升等气候变化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时，受到的威胁却最为严峻。相反，发达国家在过去依赖化石燃料和资源掠夺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始作俑者，对于如今的气候危机理应承担「历史责任」。国际社会应当设立机制，确保小岛屿国家在遭受这些不利影响导致的损失时，能够获得资金赔偿，而发达国家理应为此提供资金。

近两三年来，极端天气日趋频繁，而这些最容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冲击的「气候脆弱国家」，囿于发展阶段所限，应对冲击的能力往往也最为欠缺。2022 年夏季，洪水肆虐巴基斯坦，导致其三分之一的国土被淹没，损失至少高达 100 亿美元。

但发达国家显然一直没什么兴趣来讨论「损失与损害」。主因之一是，如果建立损失与损害的资金机制，势必将追索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责任，讨论当前温室气体减排不力的资金补偿。如果将针对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的资金支持，解释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出资义务」，「气候脆弱国家」就能以此为据诉讼及索赔。

对气候变化历史责任的关注，让谈判越来越将焦点集中于损失与损害的补充上，2013 年华沙气候变化大会期间，英国《卫报》提及，任何和损失与损害相关的议题，一些发达国家都回应称存在「技术和政治上的问题」。年复一年地提诉求，让小岛屿国家也感到愤怒以及疲惫 —— 「我们来到这里是来谈判，不是来讲课的。」

「我们想要什么？」(What do we want?)

「气候正义！」（Climate justice!）

「我们什么时候要？」（When do we want it?）

「就是现在！」（Now!）

这样的抗议是气候变化大会现场最为常见的一道景观。而我在利马结识的、后来年年都会在气候变化大会上遇到的许多朋友，要么是像我一样，被现场小岛屿国家代表的情绪所感染，从而开始严肃看待损失与损害这类议题，要么是亲身体会过极端天气的恐怖。

刘濂（化名）就是我在利马结识的。前不久我才发现，和他认识的当天恰好是《公约》生效20周年。

刘濂来自中国台湾，和菲律宾的抗议者一样亲眼见证过超强台风的威力。2015 年 8 月，超强台风「苏迪罗」（Typhoon Soudelor）登陆台湾花莲，最强风力达到 17 级，在多地引发泥石流和山洪，导致 8 人死亡，437 人受伤。部分地区对外交通、通信、粮食、水源及电力全部中断。

我听说了这个消息，打电话给刘濂，询问他所在城市的受灾情况。刘濂说他与朋友成立了一个临时小组，希望借助网络的力量，第一时间了解各地灾情，并将汇总后的资讯提交给应急救灾部门，辅助他们及时派出救援力量。在提到这次行动时，刘濂使用的是「应对措施」一词。「我们应该让更多人看到气候灾难正在发生，要思考如何应对、如何避免（重蹈覆辙）。」刘濂在电话中对我说。

早在「苏迪罗」侵袭花莲的 6 年前，刘濂就在欧洲参加过一场气候变化主题的研讨会。他在会上认识了一位来自小岛屿国家图瓦卢（Tuvalu）的代表。图瓦卢地势极低，全国最高点海拔仅 4 米。海平面上升对这里的人而言，不是一个远在天边的环境现象，而是事关生存。2021 年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图瓦卢外交部长 Simon Kofe 站在海水中，恳求各国立即采取气候行动，帮助像图瓦卢一样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小岛屿国家。

刘濂则在研讨会现场遇到了一位来自图瓦卢的代表双膝跪地，高声呼喊：「救救小岛屿国家！救救图瓦卢！」这样的情景使他深受触动：「以后如果我有了女儿，当她面临气候危机的时候，我不想对她说『爸爸很早就知道气候变化的严重性，但爸爸什么都没做！』，而是『气候危机十分严峻，爸爸行动了，但还不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刘濂向我说起这段回忆时，我不由想起前往利马气候大会前，看到的一则视频。2014 年 9 月 23 日，来自马绍尔群岛（Marshall Islands）的年轻女诗人 Kathy Jetnil-Kijiner 受邀在气候峰会开幕式上致辞。她朗诵了一首写给出世仅 6 个月的女儿的诗 ——《Dear Matafele Peinam》。

我想和你讲讲那片泻湖，

日出衬得它澄澈慵懒。

人们说某天，

那片泻湖会把你吞没。

他们说它会噬咬海岸线，

啃食你的面包树根，

生吞你的海堤。

你的岛屿只剩骨头，

它还要把骨头咬碎。

他们说你，你的女儿，

你的孙女，

都会如无根浮萍般游荡。

能叫作「家」的，只剩一本护照。

正是 Jetnil-Kijiner 和刘濂这样的人，对气候变化议题的热忱与承诺、行动和持续参与，让我下定决心从原本的工科专业转向更感兴趣的气候变化议题。刘濂曾参加 4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希望能了解全球在讨论什么，再将这些内容带回到本地，吸引更多青年人的关注和讨论。

大学毕业后，我立刻就开始从事气候变化工作，选择以气候谈判进程和国际气候治理作为切入点。除了自身对于国际气候治理的兴趣之外，我也觉得，气候谈判本身十分复杂，而持续追踪各项议题的进展，能「倒逼」自己深入了解气候变化涉及的诸多领域和交叉议题。

我最近时常忆起，2015 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一位资深前辈对我说，作为一个刚接触这一领域的新手，对于具体议题谈判进展的了解还不深入，没有关系。更重要的是要先能够把握议题「大方向」（big picture）。

2015 年 12 月 12 日，法国当地下午 5 点 30 分，在巴黎东北郊外的勒布尔歇，会场内的塞纳河厅门前人头攒动，近万人正在等待巴黎气候大会的闭幕会议开始。在这场不断推迟的闭幕会议上，预计一份新的全球气候行动协议 ——《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将获得通过 —— 在一个平实无奇、冗长重复但里程碑式的一天。

《巴黎协定》的达成过程充满了争执、谈判、妥协与理解。会场内躁动不安的氛围令人感到些微的焦虑。就在 3 天前，全球超过 400 家民间组织在会场内的法国馆门前聚集，表达对当天下午出炉的《巴黎协定》草案极度不满，担心大会将会重蹈 2009 年哥本哈根的覆辙 —— 谈判破裂而无法达成新的气候协议，全球可能无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从而错过被称为「拯救地球最后一次机会」的气候行动时间窗口。法国总统奥朗德当时如此安慰人们：「有时候大家的矛盾似乎是无法弥合的，但是协定就是要弥合这样的矛盾和分歧 ……（这份协定）既是雄心勃勃的，也是考虑现实的 …… 我们不要只看一个字，而是看行动；我们不要看一天，而是看一百年。」

那年的大会主席是时任法国外交部部长 Laurent Fabius。2 小时过去，晚上 7 点 30 分，Fabius 举起手中的槌子，宣布《巴黎协定》—— 这份史上首份覆盖了近 200 个国家的全球气候协议 —— 敲定时，塞纳河厅内全场起立，掌声经久不息，许多人相拥而泣。

尽管《巴黎协定》中仍有不如人意之处，不能让各方完全满意，但正如澳大利亚代表所言，《巴黎协定》形成了未来各方得以继续开展气候合作的基础。这一进步也意味着，接下来的行动更加重要。当晚，我的另一位朋友在社交媒体上写下：「你认为《巴黎协定》的谈判过程是最为困难的部分吗？接下来，我们的工作是要让各国兑现承诺，执行这份协定。这才是最困难的部分 —— 而这场战斗，就从现在打响了。」

8 年后的今天再翻出这番话，我意识到它仍然掷地有声。从 2021 年肆虐河南的超强洪水到今年夏季席卷欧陆的热浪高温，从加利福尼亚州接连不断的山火到逐渐消融的两极冰川，任谁都无法再继续回避全球已经进入气候危机的事实。

气候正义或许会迟到，但最终一定会到来。31 年后，发达国家终于松口，同意要建立一个损失与损害资金安排机制。只不过，这一机制要如何运作，仍有待明确。迟到的气候正义是否能够妥善回应「气候脆弱国家」长期以来的诉求，目前仍是未知数。